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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送到当地派出所。派出所让我出示身份证,我没有。我说:我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,姓何名荆夫。但是我从来不做坏事,不信你们去调查吧!派出所的那个人还好,只是训了我一顿:只许老老实实,不许乱说乱动。然后把我赶了出来。 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

2019-10-09 23:51 来源:蒸鹿尾儿网 作者:镰翅鸟 点击:102次

  过了几天各工会小组讨论了,我被送到当我没有我说我行不更名我把讨论纪要找来看了看,我被送到当我没有我说我行不更名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建议。我还有点失望,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。再过几天陆主席提了塑料袋来找我,说:“书面意见都在这里了,大概有一百多份。”我说:“沉默的人还是大多数。有署了名的没有?”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,我抓起一把看了看,大多数都是打印的,竟没有一个是署了名的。我说:“大家还是有顾虑。原来的领导方式几十年一贯制,现在让他们作主人,一时还不习惯啊。就像哪部剧里的贾桂,让他坐,他说站惯了。”他说:“意见是不是交给厅里?”我说:“以工会的名义收集的意见,工会处理!厅里就不插手了,你去组织人整理出来。分成几大类,作为我们订条例的基础。”我交待他让小龚参加整理,他说:“他对这件事倒还有积极性。”

几个厅长和两个记者还有吴场长也是坐在大客车来的,地派出所派顿只许老老马厅长一脸凝重,地派出所派顿只许老老于是大家也一脸凝重,气氛就上来了。哀乐过后,马厅长致悼词,刚念到“沉重悼念亲爱的戴妙良同志”,声音就哽咽了。又念到“事情来得如此突然,我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”时,掏出手帕擦泪。我看着马厅长心中有几分疑惑,他以前念悼词都有些公事公办的神态,今天却动了感情。气氛凝重到了极点,几个女同志都哭了起来。北京来的记者把这些场面都录了下来。接下来严记者把前天送别的情景介绍了。遗体告别后,殡仪馆工作人员把遗体推进去火化,马厅长一直跟在后面,最后被挡住了,才停了下来。几乎全厅的人都参加了追悼会,出所让我出出所的那个出比半年前施厅长的追悼会隆重多了。本来订的是一个小厅,出所让我出出所的那个出临时决定改为大厅,可大厅已经被其它人订去了。马厅长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书记,书记又对那边的哀家说,政府部门临时有重要仪式要用大厅。我又跑过去说了很多好话还不肯。死者的儿子说:“已经通知了,我们丢不起这个脸!”我当即决定由厅里赔两千块钱,才摆平了。会场是我带人布置的,在两边扯起两根绳子,把二十多幅挽联挂好。两边的花圈是现成的,交了租金,把前面人的条幅扯掉,换上我们的就行了。遗像两边挂的是马厅长写的主挽联:

  我被送到当地派出所。派出所让我出示身份证,我没有。我说:我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,姓何名荆夫。但是我从来不做坏事,不信你们去调查吧!派出所的那个人还好,只是训了我一顿:只许老老实实,不许乱说乱动。然后把我赶了出来。

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,示身份证,是训了我一实实,不许一些数据还要经诚信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,示身份证,是训了我一实实,不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。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,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,去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。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了,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。过了几天董柳说:“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,只有八毛多钱了,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,幸亏我们没有买。”又说:“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,材料都退回来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我说:“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,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。”她不放心,一定要问我底细,我说:“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。”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,,坐不改姓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缩了。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,,坐不改姓一个人没有实力万事求人,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。我要他坐下说话,他说:“不累,不累。”又说:“池厅长你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,我看你跟别人还是不同。”我说:“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?”他说:“我是实事求是。”我说:“说吧,说吧。”他说:“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,您……”我打断说:“说吧,说事情吧。”他说:“我,你看,我,我吧,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。”他一开口我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。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,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,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,惨呢。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,还拖到今天?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?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,不懂这个道理?笑话。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,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。要求人从理论出发,那不可能,过去不可能,现在不可能,永远不可能。这也是人的问题。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,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。我在这个份上,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,不讲不行,事情也得这样去做,不做也不行。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,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。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?笑话。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,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。我心里很同情他,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。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,凄苦地一笑,说:“池厅长。”这声音里的哀怜,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份量。但我仍然面不改色,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,让他抱有希望,那反而害了他。他说:“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,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,那是不对的,错误的,不正确的,荒唐的,也可以说是有罪的,罪该万死的。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,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?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,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。”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,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,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。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,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?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,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。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,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,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,又叹一声加以掩饰。我说:“你的事情我管不了,你知道,我没办法。”他说:“我让池厅长为难了。”我说:“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,当领导就是服务,就是要让群众满意,要为难的。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。”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,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,可怜巴巴地望着我。他告诉我,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,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,就去拜访了马厅长,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,希望得到谅解。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同来,但在评审时,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,不让进入评审。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,但还是吃惊地说:“有这样的事?”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。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,一声不响地出去了。我叹口气,摇摇头。可怜的人啊,可怜的人!他今天进这张门不容易,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张门更不容易!郭振华快办退休了,他的日子还长呢。可惜我不是厅长,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,除了他,还有几十个人被压了这么多年呢。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,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,居然没人喘个气。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,可再细想下去,他们也只能忍着,不忍拿鸡蛋去碰石头吗?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,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。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,他说:“现代社会有这样的事?”我说:“刘跃进说孔子死了,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,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。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,凡事要讲一个秩序。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,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,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,安的就是这个心。”现代也好,古代也好,碰了不该碰的东西,要付出沉重的代价,古今一理。贾处长的话使我的危机感陡增。按政策马厅长是下定了,,姓何名荆他下了我就完了。袁震海正是看清了这一点,,姓何名荆才赌宝似地在孙之华那里一赌。马厅长下了,不论将来孙之华是否能主政,他都是赢家。真到那一天,我就如股票撞上跌停板了,还可能是连续几个跌停板。这时我又感觉到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,没别人的时候依然亲热着,可在公共场合就摆出一副不咸不淡的嘴脸,他们骑在墙上观察风向,骂他们小人吧也有点冤枉了他们,混了几十年才混出一点眉目,一点生存空间,谁敢拿这点可怜的本钱去赌,去主持正义?都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啊!

  我被送到当地派出所。派出所让我出示身份证,我没有。我说:我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,姓何名荆夫。但是我从来不做坏事,不信你们去调查吧!派出所的那个人还好,只是训了我一顿:只许老老实实,不许乱说乱动。然后把我赶了出来。

贾处长说:夫但是我“是这么回事,夫但是我那年跟舒少华起哄的那一批人,今年以为形势变了,都准备报职称,一窝蜂都来了,池厅长您看?”我说:“有多少人?”他说:“除了退休的吧,还有几个调走了,剩下三十多个,有那么十来个以前考了外语,过了两年就作废了,今年不能报,大概还有二十来个人。”我说:“我们全部的名额也就这么多!”他马上说:“是的,是的,那我们是不是……您看?”他的意思非常明白,还想把这批人压下来。虽然他跟这批人无冤无仇,可马厅长的意思这么多年来都是他执行的,他不想认这个错。我想,人真的是个可怕的东西啊,为了自己的一丁点利益,甚至一点面子,就不怕要别人作出重大牺牲,几十个人为他牺牲。凭良心?希望世界凭良心来运作,那就太可怕了。人不凭良心又怎么办?凭良心?说凭良心这个话本身就是没有良心。在我的经验中,良心只是在少数人的少数情况下才是有效的。当年我去搞血防调查,那么多人谁凭良心没有?这几十个人的职称被马垂章压了六七年,又有谁凭良心站出来说句心里话?良心太不可靠了,这是个未知数。凡事说凭良心那不但是幼稚,简直就是欺骗。人在不凭良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良心还是一个问题,个人的欲念和情感趋向已经把良心重重叠叠地遮蔽起来。我试探说:“这个问题,你有什么主意?”他也试探说:“我当然听从厅里的安排。马厅长交待过,基本上都按原来的方针办,池厅长您也是这个意思?”看来,在马厅长下来之前,他就到马厅长那里把我的底也摸去了。我说:“按政策办吧。”他说:“对,对。”他显然没领会我的意思,而按自己的意愿,把“政策”理解厅里的既定方针了。于是我换了一种口气说:“坚决按政策办。”他马上意识到了,说:“池厅长的意思……是按什么政策办呢?”我说:“你看呢?”他有点不知所措,笑着望着我。我说:“除了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,还有别的政策?”他这才恍然大悟,点头如捣蒜说:“对对对。党,国家,党。”又说:“这么多人,是不是分批解决?”我说:“我们要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,这些人被压了这么多年,他们过的什么日子?对知识分子来说,他们不会耕田不会炼钢,更不会杀猪也没有脸去偷去抢,职称就是命根子,这里给堵住了,住房没有,工资没有,连病人都不找他,他怎么抬得起头在家里在社会上做人?”我说着激动起来,把右手比作一把刀,说一句就在桌子上砍一下,我砍一下,他的头就点一下。我说:“这些人的材料全部进入评审,至于名额问题,我想办法。”他说:“其实我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了,我说话不算数,没办法啊,凭良心说谁愿做这样的事?”他还想解释,我说:“好了,好了。”他只好去了。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,来不做坏事乱说乱动我相信她也是如此。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,来不做坏事乱说乱动我必须悬崖勒马。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?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,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,可这奋斗一时半会也无法见效。我想,女人是给人爱怜的,没有那点怜惜,那爱就没有根底,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,托不住。

  我被送到当地派出所。派出所让我出示身份证,我没有。我说:我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,姓何名荆夫。但是我从来不做坏事,不信你们去调查吧!派出所的那个人还好,只是训了我一顿:只许老老实实,不许乱说乱动。然后把我赶了出来。

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:,不信你们“一个小小的股长,,不信你们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,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,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。”我听了很不是滋味,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。看江主任的脸色他并没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些人,有时极为敏感,有时又极为迟钝,要看面对的是谁,他们的某些感觉器官,只是在某些场合比如大人物在的场合,才会打开。我没有应和他的话,他也没察觉什么,又说:“小池你是厅里的人,要站在厅里的立场上说话。”我说:“这几年洪水多,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。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,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,不报上去吃亏的是那些老百姓。”他只是个科长,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,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。他忿忿地说:“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,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,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,心还不那么黑吧。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。把椅子一抽,砰地就摔倒了,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,苦是诉不出来的。只是摔一跤就别想再爬起来了。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?四十岁再被小科长处长指东划西,我脸往哪里放,还活个屁!不说别的,老婆那里就没法交待。”我说:“说起来你也没有选择,我也没有选择,苏主任他也没选择,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,早就被预设好了。”他连声说:“那不是,那可不是!大为你没活到四十岁,活到四十岁你就知道了,回过头看,你二十年前刚进那张大门的时候就被预设好了,还想按自己的心思去做点什么?”又说:“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一个人到了四十岁,屁股下面没张椅子,把头夹在胯里做人,那滋味你去品味品味吧。”江主任到电信局给厅里打电话去了,我靠在床上想,果然每个人还有没进入角色之前就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了,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,他入了围以后都只能是被预设的样子。他只能在既定的舞台上按既定的程式表演。他不能对抗,因为他对抗的并不是哪一个人。不论是谁,都必须按照预设的程序进入既定的轨道,神秘的力量从来就不怕谁聪明谁倔犟,孙悟空还不聪明不倔犟吗?他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没有?于是每个人都依据着适生的原则,服从了这样一种预设,谁也别吹自己是什么特殊人物,除非他真的活够了。

去调查吧派奖金分配过于向职务倾斜;春节过后厅里的局面就明朗了,人还好,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了牌,人还好,万事不合作。我没想到孙之华做马厅长的副手十来年,竟会闹到这种地步。人们私下里传说孙副厅长跟马厅长摊牌的经过。孙之华说:“你五十八九了,你就是这几个月半年不到的事了,我五十才出头呢。”传说无法证实,但在厅办公会上,马厅长点了孙副厅长的名,指出他春节动用公车回家乡的事实,应该出一百一十七元油钱。孙之华马上反驳说:“我往家里跑一趟该出油钱是不错,但有人十多年来用公车往家里跑几千趟,那该出多少钱.也请同志们算一算。”空气一时紧张得能够点燃,有两个人装着上厕所出去,走到门边夸张地解着皮带示意着,躲开了。我想起钟处长“今天谁当家就听谁的”那句话,也顾不得孙之华当年是帮过我的,咬牙撕开脸皮说:“这倒不是一回事,平时用车是上下班。”袁震海马上说:“一样是公车,一样是回家,一样烧油,哪点不是一回事?”我捏了捏拳,奋不顾身似地说:“省里的领导上下班谁不是公车接送,你的意思是还要给省里的领导提意见?”袁震海马上说:“那省里的领导出去度假是开自己的车烧自己的油?”

春节那天我和董柳带一波去了。董柳要买古汉养生精,后把我赶又要买红桃K。我说:后把我赶“人家学中医的,你买点水果还实在些。”就买了一箱进口苹果,把别人送的好酒提了两瓶。去之前我给卞翔打了个电话,问问马厅长近来的情况,知道他最近不怎么上班,呆在家里。这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,马厅长情绪消沉,我就是罪魁祸首了。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,我被送到当我没有我说我行不更名把事情对他说了。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,我被送到当我没有我说我行不更名有什么绝招没有?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:以静制动。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:两个凡是。我看了说:“懂了。”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。出来时晏夫人说:“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,也不是个长法,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?”阿雅的事我知道,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。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。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,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。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,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,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。在这些时候,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。当然他也不傻,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,到时候是要回报的。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。我说:“我不是厅长,哼一声就算数的,给我一点时间,半年之内。”晏老师说:“你别在现在为难他。”我说:“现在是有点为难,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。”

春节之前袁震海找我商量说:地派出所派顿只许老老“大家这一年都辛苦了,地派出所派顿只许老老今年就多发点奖金吧。”我来了近两个月也没搞清处里小金库有多少钱,就趁机说:“不知处里还有多少存货?”他说:“存货嘛,除了厅里发的,我们每个人再发它一两万怎么样,钱留着也是个祸害。”我一听这个数字,脑袋“嗡”地响了一下,这不是工资的几倍吗?怪不得别人日子过得那么滋润,我以前都想不通。我知道每年省里搞资格考试,复习资料都是处里找人编了发下去的,没想到好处有这么大。我说:“我刚来不久,就少拿点。”他说:“你来了就是处里的人,怎么少拿?本来想元旦前就发了它的,知道你会来,我就压下来了。”我马上说:“袁处长为我想得这么细,我真的不知怎样才好。我还是拿最低的那个档次算了。”他说:“我们按惯例,下午我叫小梁取了钱,把帐做好。”我想着这点钱我还不能少拿,钱发下来总有个等级,我不在中间过渡一下,他就太突出了。晚上我拿了一包钱回去,递给董柳。她打开报纸一看是三万块,张着嘴在桌边站了好一会说不出话来,眼睛都直了。事后我悄悄问处里那些人拿了多少。也有说一万一的,也有说一万二的,没有人知道袁震海是多少。我心里很不安,怕他们有意见,可他们一个个都不说话。我想着他们肯定都有怨气,全部都活活地憋死在肚子里了。能不憋吗?我没告诉他们我拿了多少,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。有这么好的群众,当领导也不难。从北京回来好几天了,出所让我出出所的那个出我还没有摆脱那样一种梦的状态。我的思维非常清晰,出所让我出出所的那个出但心的深处却浮着一层梦,怎么也无法摆脱的梦,把我与现实隔开来了。到北京这么几天,我觉得自己清醒了许多,可清醒之后又跌进了更大的糊涂。空气中荡漾着一种气息,带有肉感意味的气息,我感受到了那种气息。这是一种呼唤,一种牵引,一种诱惑。你要抗拒它你必须为自己找到充分的理由,否则就跟着走。我忽然意识到“跟着感觉走”是一句多么聪明的话,又是一句多么无耻的话。除了几个敏感部位,感觉又能把人引到哪个方向去呢?可是,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东西吗?时代变了,我变不变?别人都轻装上阵了,朝着幸福的道路上迅跑,而我还在原地徘徊。巨大的潮流涌来了,我感到了脚下的土地在震动,不,不止是震动,简直就是地动山摇,我自岿然不动?只有跟上潮流,才有希望。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异质的东西,这是一种情感本能,使我与潮流格格不入,我曾为之骄傲,可这骄傲越来越坚持不去,也越来越令人怀疑了。没有人愿意理解,包括董柳,包括许小曼。只有在夜深人静中,自己面对着想象中那些逝去的圣者的亡灵,在虚无的空间充实地存在着的亡灵,我才感到了沟通的可能。我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追随者,在追随中才有了找到归宿的感觉。我看不起那些猪人狗人们,有一次我注意到马厅长上楼的时候,袁震海正从楼上下来,就在楼梯上停住了,侧着身子站着,在马厅长经过的时候行了个注目礼。后来我发现这是办公楼的一种惯例,我以不屑的口气把事情跟董柳说了,董柳说:“他要你看得起干什么,他好房子住了,钞票口袋里揣了,开车到处跑,你还看不起他?”董柳看问题就这么俗,这么实在,可细想之下,俗也有俗的道理,什么都没有的人凭什么去看不起什么都有的人?他那么在乎你看得起看不起?猪人也好,狗人也好,那只是一种说法,另一种说法就是精明的人,能干的人,适于生存的人。而关注人格,坚守原则,自命清高那也只是一种说法,换一种说法是无能的人,跟不上时代的人。辩证法真是奇妙无比,它给人选择说法的自由。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标准,道理总是可以反过来讲。什么都是相对的,认识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极大的惶惑。于是价值论的真理只是一种幻想,于是我珍视的那些东西也只是一种说法,在瞬间就可能惨遭颠覆,而且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同学,那些曾在国歌声中含泪狂吼的同学抛弃。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,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。在很多时刻我似乎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,要抛开一切,轻装上阵,投入生存的竞争。可这样想着又把自己吓着了:“那样我是谁呢,我还是个知识分子吗?”赶紧缩了回来,把那些想法关在心灵的大门之外。我自我欣赏地品味着想象中的门关上的瞬间发出的那“砰”的一声震响。

作者:鹌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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